社交媒体上配资股中心官网，「原生家庭创伤」的讨论铺天盖地，仿佛成了年轻人「标配」。
父母辈经历过物质匮乏的艰苦岁月，却很少听说他们大规模地抑郁。
是因为现在的小孩更脆弱吗？抑郁的诊断被泛化了吗？是人均矫情，拿抑郁症来做逃避责任的借口吗？
答案远比想象复杂。
在父母辈成长的时代，精神卫生知识极度匮乏，社会整体对心理健康的认知几乎为零。
DSM-5（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5版）和ICD-11（国际疾病分类第11版）都明确指出：文化背景和时代观念深刻影响着心理痛苦的表达、识别与归因。
当时许多符合现代抑郁症、焦虑症诊断标准的痛苦体验，常常被归咎于以下几点：
在缺乏安全情感表达渠道和社会污名化的压力下，心理痛苦往往通过身体「说出来」。
失眠、莫名的疼痛（头痛、背痛、胃痛）、长期乏力、食欲不振、心慌气短等成为更「安全」、更易被接受的表达方式。
《Why We Sleep》（Walker, 2017）中详细阐述了慢性压力严重破坏睡眠结构。
长期失眠既是抑郁症的核心症状，也是其重要的风险因素。
许多父辈的「睡不好」、「浑身没劲」、「老毛病又犯了」，其背后可能就是未被识别的抑郁或焦虑。
我国早期的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受限于方法学、诊断标准和公众意识，抑郁症的检出率极低。
例如，1982年全国12地区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显示，情感性精神障碍（包含抑郁症）的时点患病率仅为0.76‰。
这远不能反映真实的痛苦水平，更多反映了识别和诊断能力的的历史局限。（张明园等，1985）
童年不良经历（ACEs）的科学性毋庸置疑。
大量研究证实，童年期经历的虐待、忽视、家庭暴力、父母物质滥用或精神疾病、家庭功能严重失调等创伤经历，是成年后罹患抑郁症、焦虑症、物质依赖及多种躯体疾病的显著高危因素。
“原生家庭创伤”讨论兴起的本质上反映了科学知识的普及（对ACEs危害的认识）和心理健康意识的觉醒。
虽然表达有时可能过于泛化或简化，但其指向的童年逆境对心理健康的深远负面影响，拥有坚实的神经生物学理论支持。
最新研究表明：
严重的童年创伤可能通过表观遗传修饰（如DNA甲基化、组蛋白修饰）影响基因表达。
这些改变不仅影响个体终身，甚至存在跨代传递的可能性。
这意味着父母未化解的创伤，其生物学印记可能潜在地影响下一代的身心健康基础（Nature Reviews Neuroscience, 2023）。
父母辈也并非没有经历创伤或未受影响，而是这些影响未被当时的人们科学认知，也并未被社会话语所识别、命名和公开讨论。
许多父母自身的创伤经历（如他们童年经历的贫困、动荡、甚至更严厉的教养方式）可能未经处理，一直以来无意识地影响着他们的养育行为。
我们要清楚一个概念：诊断率飙升≠患病率暴涨。
近年来，中国报告的抑郁症患病率数据显著上升。
《中国精神卫生调查（CMHS）》显示，中国成人抑郁障碍的终生患病率为6.8%（Huang et al., Lancet Psychiatry, 2019）。
这主要反映了诊断识别能力的大幅提升（更规范的诊断标准的应用）、精神卫生服务可及性的改善（尤其在大中城市）以及公众病耻感的缓慢降低。
就像海平面下降，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变大了，并不是冰山本身在短时间内急剧变大了。
我们也有理由推断：
父母辈中经历的符合现代抑郁症诊断标准的痛苦，其真实比例远高于当年极低的流行病学数据。
他们的抑郁，是沉默的「水下冰山」。
父母辈在物质匮乏年代展现坚韧，但这绝不等于他们没有经历过内心的痛苦。
他们的痛苦被时代贴上不同的标签，或通过躯体承受，用失眠和疼痛表达，或在「坚强」叙事中被掩盖。
年轻人对「原生家庭创伤」的关注也并非矫情。
这是心理健康意识提升、科学认知进步以及对自身精神福祉正当追求的体现。
代际差异的本质，是社会历史背景的巨变、精神医学认知的飞跃、环境压力源的转型以及个体表达权利获得共同作用的结果。
与其评判「哪一代更苦」或「哪一代更脆弱」，不如怀着同理心，去理解不同时代背景下人类应对苦难的不同方式。
重要的是：
无论生于哪个年代，心灵的痛苦都真实存在，都值得被倾听、被理解、并得到科学的关怀与疗愈。
如果您恰好需要帮助，安忻一直都在。
审核医生：彭旭
插图：金三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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